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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被贬原因新探-【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09:17:55 阅读: 来源:预糊化纤维厂家

贾谊被贬原因新探

古今学界普遍认为,贾谊被贬的原因是他才高遭嫉,为庸臣所排挤。事实上,贾谊被贬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的不成熟使他提出的“积极多为”的政治主张,与当时君民俱欲“清静无为”的客观形势相违背,因此,其言论不为执政者所接受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此外,文章还论述了后人对贾谊被贬原因的误解是如何形成的。

[关键词]贾谊;积极多为;清静无为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认为,贾谊被贬的原因是他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西汉的刘向就持这一观点,《汉书·贾谊传》记载:“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刘向认为,贾谊之才堪比伊、管,但不幸为庸臣所害,故刘向对此深感惋惜。东汉时,也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据《后汉书·崔驷列传》记载,崔驷上书朝廷说:“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崔寔认为,周勃、灌婴因为嫉贤妒能,故而极力排斥贾谊。李白也持这一观点,他说:“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白居易也认为:“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现、当代的学者们更是如此,任继愈先生在谈到贾谊时说:“他终于被那帮元老旧臣排挤出去,以致悒郁而死。”金春峰先生也说:“贾谊青年奋发,锐意改革,……由是受大臣周勃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贾谊“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可见,贾谊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而被贬,几成定论。

而我们认为,把贾谊被贬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为才高遭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他被贬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白居易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他说:

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

白居易认为,楚怀王昏庸无道,故屈原被逐还可以理解,可是汉文帝是一代明君,贾谊却也同样落得被贬的下场,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白居易只好无奈地将贾谊被贬的原因归结为“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犹差忒”,认为这是由于复杂的人事原因而造成的一种偶然现象。换句话说,对于贾谊被贬,白居易也没有能够找出明确的原因,所以只能对贾谊报以同情。而我们认为,贾谊之所以被贬,是有其明确的主、客观原因的。

我们先看主观原因。贾谊二十几岁就被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诸老先生不能解答的问题,年少的贾谊竟能一一应对,可见其才华横溢,因此不久就被超迁至太中大夫。自负其才的贾谊急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但他毕竟是一个得志的“少年”,由于年少与阅历较浅的原因,使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得很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社会现状把握不准。《新书·数宁》记载了贾谊多次上书言政事,他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因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

贾谊认为当时的局势犹如置身于底部已经起火的积薪之上,是十分危险的。文中所说的“可为痛哭者”是指诸侯王势力强大,威胁汉朝廷;“可为流涕者”是指匈奴边患和国家无蓄积;“可为长大息者”主要是说当时礼制混乱,君臣无别。贾谊的目光是敏锐的,他看到了社会潜在的危机。他谈的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并非如他所说的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特别是其中礼制混乱的问题,更是如此。

文帝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时期,而贾谊说当时社会危机重重,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贾谊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于年少幼稚,看问题不准,使他无意地夸大了社会危机的程度;二是他可能有意地效法先秦纵横家的夸饰文风,夸大事实,耸人听闻,以引起君主的关注,给自己以大展宏图的机会。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先秦纵横家的已经大不一样了。战国时代,战争频仍,各国君主都有一种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感觉,耸人听闻的言论更容易撼动其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国家、君主很多,纵横家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当他们在某个君主面前无法兜售其术时,他们可以转身去寻找另一个君主,如苏秦即是。而贾谊所面对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和一个圣明的君主,当他的经过“夸饰”过的言论不被君主接受时,他就别无出路了。

由于贾谊过分夸大了社会危机,使得他的言论很难为文帝全盘接受。先秦人就已经意识到大臣在向君主汇报时要“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而贾谊就有“传其溢言”的嫌疑,因此难以得到君主的信任。

第二,年轻气盛、急于求成。贾谊认为当时社会危机重重,基于这一认识,他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汉书·贾谊传》记载: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贾谊屡次上书文帝,要求改正朔、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为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还专门提出了“未生子而先分家”的推恩法策略:“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马上就把诸侯的土地分为若干块,等他们的子孙出世后再划归于这些子孙名下,目的是尽快削弱诸侯的势力。在短时间内,贾谊骤然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特别是其中对待诸侯王的“未生子而先分家”的策略,反映出贾谊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而当时文帝刚即位不久,无论是客观形势还是文帝本人意愿,一时都很难接受和施行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可见,贾谊犯了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大忌。

第三,贾谊的部分主张很幼稚,甚至自相矛盾。从贾谊认为当时社会矛盾重重的错误认识来看,他的思想是比较幼稚、不成熟的,不仅如此,他针对“种种社会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以他解决匈奴问题的“五饵三表”方案为例,来说明其策略的幼稚。《新书·匈奴》说:

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夫无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若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贾谊认为,解决匈奴问题的关键是“与单于争其民”,只要通过对匈奴民众宣传汉天子的诚信、慈爱和爱好匈奴人的技能,以仁义来感化匈奴民众,那么一定会使匈奴民众归附汉朝。这就是贾谊提出的“三表”。再看“五饵”:以华车美服、酒肉美食、好女美乐、高楼大宅、特殊恩宠这五者大肆赏赐匈奴降者,并以此刺激其他未降匈奴人的耳、目、口、腹、心各方面的欲望,从而诱之归降。由此可见,贾谊解决匈奴问题的方针是以德怀之,以利诱之,然而其“五饵三表”的具体措施是不具可行性的。“三表”很难令匈奴人真正信服,而“五饵”则必须要有巨大的财富作支撑,可文帝时国家急于发展经济,不可能腾出这么多财力来招降匈奴。此外,我们注意到,贾谊一方面说国家因为没有蓄积而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却要求文帝花费如此巨大的财力来收买整个匈奴,同时还要进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改服色、兴礼乐等一系列的改革,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更加说明了贾谊的幼稚和不成熟,而班固对贾谊的这一思想问题也看得十分清楚:“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班固认为,贾谊提出的“五饵三表”等建议确实是疏陋、幼稚的。这种幼稚的主张,自然很难为执政者所认同并采纳。

其次,我们看客观原因。贾谊被贬的客观原因是他的“多为”主张与当时汉朝“清静无为”的客观环境格格不入,即“积极多为”与“清静无为”的大政方针相左。

《汉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文帝即位时,距这一悲惨时代也不过二十多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想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完全摆脱如此萧条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文帝初年,国家并不具备“多为”的国力。如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就是如此,武帝时的韩安国曾经分析说:

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

文帝曾经聚天下精兵于广武常溪以对付匈奴,然而并无多大成效,百姓对朝廷用兵更是忧惧不堪。这使文帝最终明白,不可用兵以苦天下之民,于是罢兵而结和亲。这一事实证明,文帝时的客观形势需要实行“清静无为”而不适合“积极多为”。正是由于统治者看清了这一客观形势,加之文帝、周勃、灌婴等人对道家思想的偏好,所以制定了“清静无为”的大政方针。可以说,从汉廷君臣到普通百姓都愿意实行“无为”政策。

而正是在汉朝君民俱欲“无为”的大环境下,贾谊却与之针锋相对,提出要“积极多为”,他批评那些主张“清静无为”的大臣说:

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曰:为大夫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他极力批评那些不欲摇动天下、主张“无为”的大臣们,认为靠“无动”拯救天下的主张是错误的,这说明贾谊的态度是要以“多为”救天下。他的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病入膏肓,且自以为是唯一能拯救天下的良医的认识基础上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幼稚、狂傲和孤独。正是由于他对当时社会的客观形势把握不准,所制定的“积极多为”政策不符合客观需要,因此很快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周勃、灌婴等朝廷重臣认为,贾谊提出了一系列“多为”措施对当时安定的社会局面是有害的,故文帝没有采纳他的种种建议,而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汉书》记载:“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因为贾谊积极有为的政治主张与文帝时期的“清静无为”政策严重冲突,所以他就只能离开朝廷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贾谊被贬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认清当时需要“清静无为”的客观形势,因而提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事实证明,那些一贯被人们误认为是嫉贤妒能、排挤贾谊的“庸臣”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清静无为”使整个西汉前期受益匪浅。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狭隘地将贾谊被贬视为才高遭嫉,而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他被贬的政治原因。

最后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千百年来人们对贾谊被贬原因的误解?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症结所在。其一,贾谊自比屈原,为自己鸣冤叫屈。在《吊屈原》一文中,他无限悲愤地说道:“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鹗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认为自己和屈原一样生不逢时,生活在一个“谄谀得志、贤圣逆曳”的黑暗时代,故而和屈原一样遭受了被贬的不公正对待。他本人的申诉博取了人们的同情,起到了一定的误导后人的作用;其二,司马迁将屈、贾合为一传,他的描写加强了这一误导作用。由于司马迁本人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却无处申诉,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以屈、贾自况,借此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平,这就使《史记》对贾谊的命运评价带上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加强了对后人的误导;其三,后世文人如李白、白居易、李贺等纷纷效法司马迁这一做法,每当自己感到怀才不遇时,就习惯性地以贾谊自况,而这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抒情方式,使“贾谊”逐渐演变成一个怀才不遇的文化符号。由于这么多的著名文人都在为贾谊鸣不平,这就使后来的人们误以为贾谊被贬原因真的是才高遭嫉、受权臣排挤,而忽略了其真实原因。

总之,我们认为贾谊是一位志大、才高、量小的才子。贾谊认定“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如此狭小的天下很难容纳如此巨大的自我。他志向高远,然而心胸狭窄,这就注定他很难适应现实社会,因而最终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倘若他胸怀宽广一些,在遇到挫折时能够具有更多的忍耐性,使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经受磨炼,从而变得更为成熟一些,那么他很可能成为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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