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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危与机中国经济的绊与兴

发布时间:2021-01-08 00:59:43 阅读: 来源:预糊化纤维厂家

编者按: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世界范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有探底企稳的趋势,最困难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但是,这次危机是否已经真正过去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我们有必要对危机过程进行梳理。谁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世界经济未来怎么走?中国经济已经渡过难关了吗?在危机中中国经济暴露了哪些软肋?未来应该推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化解这些矛盾?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本报特邀请到齐鲁证券董事长李玮博士和齐鲁证券研究所长李会民博士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

齐鲁证券董事长李 玮 博士

齐鲁证券研究所长李会民 博士

次贷危机“危”了谁

证券时报记者: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却蔓延到全球成为席卷世界各国的金融风暴,这场金融风暴又升级成为经济危机。现在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危机是怎么蔓延到全球的,怎样由“危及美国”转而“危及全世界”?

李 玮:我们首先从次贷危机的产生过程来看。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公众的超前消费意识和消费文化。当经济进入衰退期,如果居民贷款购买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或者出现大面积失业,超前消费很容易导致大量居民破产,殃及贷款的金融机构坏账大幅度增加。在正常情况下,居民破产、贷款机构坏账增加是可以依靠政府救济止血的。然而,次贷危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全球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化程度严重,加上层层金融创新,及由其制造的系统性风险杠杆的放大效应,金融资产过度膨胀但是监控不足。让金融免疫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止血。美国居民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由1980年的10%左右降到2007年不到2%的水平。美国居民根本无力购买这些金融创新产品,而大部分被卖到了全世界。次贷危机虽然发生在美国,却通过其金融创新产品的大肆推销蔓延到全世界。

中国、日本、中东产油国等高积累经济体把利用本国资源生产的产品卖给美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并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及有毒的金融创新产品,深受次贷危机之害。结果是高积累经济体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输出经济发展成果,却与金融风险为伴。而美国坐享这些经济成果,却把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

李会民:美国民众敢于超前消费。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培养了公众消费意识和消费文化,消费者愿意承担超前消费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培育了信用文化,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形成了成熟的消费群体。民众的过度消费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0%,到2007年这一数据上升到70%。

在危机之前的数年,低利率和大量国外资金的流入创造了宽松的信贷条件,放款人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贷款给高风险的借款人,次级贷款在1994年总额为350亿美元,占总发放贷款的5%,在2006年这一比例大幅上升到20%。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转向,到2006年8月,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连续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贷成本,促使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大跌,按揭违约风险大量增加,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美国的金融精英积累了诱发危机和转移危机的第一手经验。通过证券化,次级贷款被美国金融机构卖到了全世界,使得各类金融机构以流动性为链条捆绑在一起。一旦链条某个环节出问题,便会引起连锁反应。华尔街精英们设计了精巧而复杂难懂的衍生产品,把全世界众多金融机构拖下水。许多国家央行去美国救火时,他们甚至无法弄清楚火势究竟有多大。当近万亿美元注资无法产生效果后,他们才发现次级债通过层层衍生,已变成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

弄潮国际金融,中国、日本等高积累经济体靠智慧和奉献积累了危机损管的教训。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日渐成熟,今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收到了很好效果,远比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从容得多,这也算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证券时报记者:次贷危机“危”了自己更“危”了别人,美国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李 玮:美国在危机中发现消费模式不合理、对虚拟经济监管不充分。美国已经意识到,过度消费、产业空洞化、经济虚拟化导致了贸易失衡与巨额赤字。美国正谋求从两方面着手,修复消费与生产之间严重脱节的关系。一是积极调整美国现有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重塑可持续的经济结构,改变过度消费的模式,并平衡国际贸易。二是加强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监管力度。三是推动技术创新,寻求新的经济动力,促进生产力和实际购买力的提高,促进经济复苏。新能源技术、环保、低碳经济、新材料等都可能是美国经济未来的发动机。

李会民:美国经济以超前消费促进GDP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不会长久。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恰恰相反——合理消费不足,政府部门正在想方设法促进和推动合理消费。

金融风暴“吹”了谁

证券时报记者: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但真正的受害者却是中国、日本以及其它高积累经济体。美国几大投行有的倒闭,有的获得了救援而转型,目前已有上百家银行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由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具体通过哪些途径“吹”向全球的呢?

李 玮:2008年下半年,美国投行体系全面崩溃,宣告投行时代的终结。贝尔斯登、美林证券被收购,雷曼兄弟宣告破产,高盛和摩根大通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IMF预计,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损失将为1.5万亿美元,这其中大约有50%的损失需要由海外市场的投资者承担。美国投行破产,海外投资者大量资产血本无归,这是世界各国被金融风暴“吹”的第一波。

事实上,美国之外主要经济体国家的金融机构广泛参与了美国的“次贷”交易,约占总额的85%。导致了巨大损失:德国工业银行投资“次贷”亏损82亿欧元;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级房贷担保证券约1万亿日元;韩国五家银行投资担保债权凭证约5.65亿美元……。

李会民:这次次贷危机美国的救助对象是精心选择的。那些输出风险、转移危机的金融机构任其倒闭。而对那些掌控国际金融资产、左右未来虚拟经济规则的金融机构实施保护与救助。华尔街投行倒闭与不倒闭的选择,不仅是美国金融战略,更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特殊安排。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以让美国逃避6000多亿美元债务。中国各大银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债券:中国银行(601988)1.2241亿美元,建设银行(601939)1.914亿美元,工商银行(601398)1.518亿美元,交通银行(601328)7002万美元,招商银行(600036)7000万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美国还可以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因为三分之二的美元是流通在美国之外的,多印钞票、美元贬值,就可以轻易把危机转嫁给了其它经济体。

李 玮:美元是美国转移危机,把金融风暴“吹”向全球的最有力武器。除了利用铸币税,还可以通过操控美元价值中枢来控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多数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美国完全可以操控美元的升值与贬值,从而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国际清算银行统计表明,2007年底,全球衍生品总市值为15万亿美元,而名义本金存量却达到630万亿美元(当年全球GDP总量的11.8倍),杠杆率高达42倍。规模如此庞大的衍生品交易与高杠杆率,一方面对基础资产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将参与者的财务状况与之牢牢捆绑在一起。控制了美元也就左右了全世界的资产价格。

另外,中国、日本等高积累经济体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美元贬值,美国国债下跌同样可以把危机转嫁到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李会民:美国推行弱势美元促进出口;提高储蓄率量入为出。事实上,美元已经开始走弱,美国储蓄率在2009年也攀升至5%左右。后果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初级加工经济体产品出口受阻,金融风暴也就随之“吹”向全球。

证券时报记者:既然美国通过输出金融衍生产品、美元超强的国际地位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将金融风暴“吹”向了全球,由世界各国与美国一道,共同承担金融危机酿成的苦果。那么美国能够华丽转身,迅速摆脱这场危机吗?

李 玮: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产物,每次经济大衰退之后复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战争,二为新技术革命,需要打破经济旧格局,建立新格局。通过战争,可以进行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的再分配。通过新一轮技术革命,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建立新观念,可以带动新的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战争或者新技术革命可以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从而摆脱危机,进入由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新的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推动的产业发展周期。

美国正在推销新能源、低碳经济、环保产品、新材料概念,意在占领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制高点。以新技术产品主导世界经济方向、弱化传统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使其成为新技术产品的倾销地。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要在美国开展一场新动力(310328,基金吧)能源革命,把发展新动力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国家战略。十几年来,美国在这些新技术研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只有通过这些新技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才能够真正摆脱这场危机。

李会民:现在谈世界经济已经复苏还为时尚早。首先是要看到主要经济数据好转,然后还要看经济刺激措施的退出。为减少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政府夸大了次贷危机所产生的损失, 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拯救计划, 推出了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同时,为转嫁危机,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与控制全球经济,美国还要求欧盟及中国等也采取相应措施以配合美国实施拯救计划。欧盟、俄罗斯、日本等为避免损失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将美国转嫁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美国救市、世界救世,美国发国债注入流动性去拯救金融市场,全世界购买美国国债以拯救世界贸易体系。全世界的经济刺激措施退出之后能否找到新增长点非常重要。就像汽车爆了轮胎,虽然用千金顶撑住了,还需要换上新轮子,撤了千斤顶之后汽车才不会再次倾覆,汽车才能顺利前进。可能新能源、低碳经济、环保产品、新材料等技术革新就是美国未来前进的轮子。

“危”之后“机”在哪

证券时报记者:如果新能源、低碳经济、环保产品、新材料等技术革新成了驱动美国经济前行的轮子,那么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或许会找到新的增长点。这也可能就是“危”之后的转“机”。参照20世纪末美国的网络经济,新技术革命常常会给为世界带来无限遐想。

李 玮:尽管美国次贷危机演变的全球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危害深重,大批顶尖投行土崩瓦解,东欧、南美多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各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都面临着巨大威胁,但是,在这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许就在眼前。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危”与“机”,学会在危中求机,努力转危为机。

以历史经验来看,新技术产业革命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最佳手段。美国总统奥巴马前期也正式提出要在美国开展一场新动力能源革命,把发展新动力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国家战略。奥巴马一上任,就为美国能源部2010年申请了263亿美元资金的预算,用于开发新一代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可再生和替代能源,以帮助美国转型为低碳能源经济。

低碳经济本质上是能源的高效利用、清洁能源的开发,实现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与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转变。据测算,世界低碳产品和服务行业创造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航天工业和国防工业收入的总和,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动力之一。

李会民:现在前景比较清晰的有以下几类重要技术革新:一是新能源、节能循环技术革新——建立绿色动力系统,发展低碳动力经济;二是消费观念变革带来的产品服务变革——发展物联网经济,物联网将为我们带来新的消费体验,广泛应用于购物、交通、物流、医疗等重要领域,其经济潜力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互联网经济的辉煌;三是循环、精准、节能的种植与养殖——建立绿色自循环农业生产系统,发展生物农业经济。

证券时报记者:在全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危”之后,我们中国要抓住哪些机遇呢?

李 玮:纵观世界经济史,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或复兴,都是以掌握当时世界最前沿科学技术为基础实现的。目前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在物联网、新能源产业和新农业技术上差距不大。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具备发展这些新产业的技术基础和财力物力。因此,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爆发伊始,我们要抓住机遇,通过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去克服危机,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我们要有“壮士断臂”的勇气来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和前沿产业。如果我们充分运用我国经济复苏态势远好于发达国家的有利形势全面布局跨越战略,那么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实现国家经济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难得机遇。

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发表了《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我们必须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温总理强调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加快微电子和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技术和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攻关,运用生命科学推动农业和医药产业发展。这就从宏观政策层面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

李会民:从长远来看首要任务是要抓住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机遇。在近期,我们还可以关注这样一些方面:一是通过压缩高碳排放行业,发展低碳经济,借助碳排放交易实现经济转型。二是实现初级产品过剩产业的升级与技术跨越。以钢铁产业为例,我国粗钢产能严重过剩,如果变产能过剩的压力为资源重组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以技术攻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能力,将会给传统产业的技术转型与跨越开辟一条新的路径。三是在美元弱势、国际贸易结算体系多元化、金融市场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加强控制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抓住风险收益机会。如果能做到“涨潮上山、退潮赶海”,也不失为实现赶超与跨越式发展的一大机遇。总之,在宏观中追赶、在微观中实现,开展非对称竞争,在发达国家经济体遇到危机转型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经济体有可能实现跨越。

当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出口受阻,原来拉动GDP增长最重要的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利用初级产品出口换来的高额外汇储备面临贬值。同时,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资源已现瓶颈,环境压力沉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总量增长快而基础不稳。居民贫富悬殊严重,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政府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它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居民高储蓄率,政府强控制力,保中国经济过难关

证券时报记者:按照你们的观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体要真正摆脱危机需要依靠消费观念变革,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来拉动,这似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在只能算是初步企稳。反观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迅速复苏,感觉基本渡过了难关,有些一枝独秀意味。纵观9月、10月的经济数据,充分表明复苏的趋势已经确立。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为什么快于世界各国复苏呢?美国次贷危机类似的经济危机未来有可能在中国上演吗?“危”之后跟着“机”,我们中国如何为把握未来的机遇做好准备呢?

李 玮: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率先复苏,是因为中国经济现状具备抵御危机的一些天然优势。

首先是居民的高储蓄率。手中有粮心不慌,备好棉衣好过冬。当危机发生时,居民承受能力很强,基本生活水平有保障,不会形成太大的社会压力。居民储蓄率高达50%以上,到今年9月,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25万亿。高储蓄率一方面与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家庭观念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多数人要为未来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存钱。有了存款做保障,国内消费不至于因失业人口增加而大幅度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08年绝大多数月份同比增幅都在20%以上。2009年各月增幅也在15%左右,要高于2007年以前各月的增速。今年汽车消费的增长势头更是令人鼓舞。消费的强劲增长带动经济复苏。高储蓄率也为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

第二是政府控制能力强,掌握资源多。人心齐,泰山移。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做出行政指导让企业尽量不裁员。调动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大力投资。到10月,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达33%,明显高于之前各年同期水平。4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出口增长为负,但拉动经济增长的另外两驾马车——消费和投资的强劲增长保证中国经济在世界危机期间仍能高速增长。将在全世界率先复苏。

李会民:美国居民靠借钱消费,政府财政赤字巨大,连年贸易逆差。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居民大量存款,多年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因此,由于美国过度借贷引发的危机在中国率先失去影响是具有必然性的。未来类似次贷的危机首先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借贷消费难以为继,中国经济是合理消费不足。中国在另一个极端,面临的是另外一种困境。

证券时报记者: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经济高消费、低储蓄率、高财政赤字、高贸易逆差,引发了次贷危机,并传染给了全世界,这一模式显然不能持续。而中国经济却相反,低消费、高储蓄率、低财政赤字、高贸易顺差,中国的这种模式能够持续吗?

李 玮:其实也要从高储蓄率、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高度控制来说起。这是一柄双刃剑,一面具有战胜危机的天然优势;另一面也导致内需不足、效率不高,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不稳,这又成了劣势。高储蓄率意味着低消费率,生产出的产品自己不消费,那就要对外出口,中国实行的是典型的出口导向战略。政府控制力强,掌握资源太多,居民掌握的资源相对就会太少,也就不利于提高效率和促进内需。

现在,主导了30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困难。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促出口、保就业。中国对外出口面临资源瓶颈、贸易壁垒的阻挠。可以说,依靠对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路越走困难越大。

李会民:我们要看到主导中国经济有两条重要主线。一条是出口导向型战略,另一条是政府强控制力下资源向政府集中,形成政府主导的模式。两条主线都可能导致内需不足、经济运行效率不高。政府主导模式容易诱使一些利益团体干扰决策,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居民压缩合理消费,造成合理内需不足,客观上导致经济增长内在动力不足。

出口导向型战略助经济“起飞”但已现瓶颈

证券时报记者:出口导向型经济帮助中国经济快速“起飞”,对中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也是东亚经济的成功模式,但是这种经济战略目前似乎遇到了很多困难,面临转型。你们怎么评价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未来的前景如何?

李 玮: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后发展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手段。政府着重于利用国外资源并开拓国际市场,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生产出口产品,以出口带动本国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率先采用这一战略,建成了“东亚奇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引进外资、快速打开海外市场、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获得巨大的溢出效应。由百废待兴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显然非常成功。

然而,出口导向型战略是一种非均衡的赶超战略,长期实施这种战略必然会积累一系列矛盾。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主要积累了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内需不足,经济总量增长快而基础不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出口和投资。低效率的投资是难以维持持续高增长的。虽然出口导向型战略推动出口高速增长,但是中国主要是出口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或者两头在外的代工型产品。技术落后、高能耗、环境污染严重,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却无法为国内居民带来相应的收益。投资的低效率和出口的低收益让居民消费能力不强,消费对GDP的贡献自然就低。从长期来看,只有本国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高,才能推动本国经济稳步成长。

其次,很难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根据生产函数,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重复引进设备,技术共享和消化吸收不充分。借助外企可能会获得短暂的对内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但是只要国外技术一更新,中国企业的优势便得而复失。这样的例子在钢铁、家电、汽车和化工等行业比比皆是。

第三,产业体系布局不合理,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品市场受制于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壁垒,原材料受制于供应商联盟。缺乏产业体系的国际化布局。今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已经有上百起,并且涉及的贸易额越来越大,中国是贸易保护受害最严重的国家。海外市场严重受制于人,在原材料采购方面也处于弱势地位。例如,铁矿石谈判过程中中国公司始终处于不利地位;电脑等产品生产的原材料——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同样受制于美国的出口限制。

第四,区域经济差距,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出口导向型企业多数建在沿海城市。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李会民:一般的研究认为,根据日本等国的历史经验,出口导向型战略模式的生命周期在30年左右。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已超过30年,现在处于该战略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各种矛盾逐步显现。在国内,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在国际上,遇到巨大阻力,面临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处于世界第三位,仅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小。

实际上,按照国际贸易的理论,世界各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会让各国都受益,提高资源效率,让各国居民都因此获得好处。如果一味强调出口换取外汇储备或者黄金,这就倒退到了“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早就被证明是不成功且不可持续的。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内需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等问题还与居民拥有资源不均衡、可支配收入差距过大有关。

政府强控制力之剑的另一面

证券时报记者:前面提到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高度控制、居民高储蓄率是柄双刃剑。你们怎么看政府主导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李会民:中国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非常强,在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时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政府集中控制资源,实质上是政府官员在主导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导致内需不足。资源流向政府,一方面导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没有建成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的保障依赖家庭积累,储蓄率居高不下。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增长基础不稳固。

其次,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存在激化社会矛盾的隐忧。政府的力量被放大到经济的各个领域,正好契合了政府行为的人能够积累巨额财富,或者直接依靠政策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房地产业在发展初期就是这样的例子,政府官员希望建大楼、建广场,显政绩、树形象。房地产公司推高地价、房价,一方面盖了大楼,另一方面帮助政府筹集了资金,房地产公司因此获取丰厚利润,居民财富又流向了政府和少数人手中,催生了一批地产富豪。与其说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是靠自己的能力,不如说是他们顺应了部分政府官员的需求。

第三,导致市场运行不畅。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依靠具有决策权的官员凭经验做出决策,难以根据市场运作环境利用数据化管理。使得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系统性加大。直接后果就是企业难以市场化运作,效率低下且面临巨大风险。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优秀企业因承担社会包袱而倒闭与之不无关系。

明年及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证券时报记者:我想国家决策层已经看到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面临的困境,也注意到了当前经济与社会的一系列矛盾和风险。我们看到,政府正在大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产业振兴,实施西部、中部、环渤海、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发的战略,启动养老保险和医保的全面覆盖、实施刺激内需措施。你们是怎么看我国明年经济政策?

李 玮:在去年经济出现快速下滑的情况下,国家采取了投资刺激经济方式以达到保增长的目标。今年在国内经济全面复苏的情况下,明年以及未来几年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实际上还是寄望于利用强有力的政府资源来缓解当前的经济矛盾。最终是希望依靠内需拉动中国经济良性发展,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进行调整。具体来说,预计会重点实施以下几方面的政策:

第一,启动消费。包括减税收、增补贴,以及医保、养老保险逐步全面覆盖。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只有消费稳定增长,以内需拉动战略逐步替代出口导向战略,中国经济增长才能基础稳固。从历史数据来看,最终消费的趋势增长率对名义GDP增速的贡献在5.3%左右。今年以来消费的平稳较快增长,对推动国民经济企稳回升至关重要。10月19日财政部公布《关于规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为地方政府在促消费方面提供指导。而运用税收政策提高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2009年汽车和家电消费刺激政策就和税收政策相关。例如,经有关人士测算,减税政策为小排量乘用车销售同比增幅贡献约为24个百分点,使得汽车行业率先复苏。另外,国家信息中心10月15日发表文章认为,要真正促进消费增长,需要对我国住房政策作出必要调整,避免居民住房支出增长过快产生对其他消费的挤压,还应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降低储蓄。

第二,经济振兴与经济结构调整。以重点产业规划为引导,推动产业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今年继续加快铁路(铁)、公路(公)、机场(机)的重点项目的建设,以加强长远的经济基础,并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布局。有重点的投放信贷、以贷款补投资,通过增量信贷的投放来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通过信贷的投入方向来调整产业结构。今年这些经济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很好地实现了保经济增长的目标。明年的这些重要政策将继续执行,不过这些政策的重点将由“保增长”转向“调结构”。重点产业振兴规划里面非常大的篇幅是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容,明年这些产业政策重心会自然转向产业结构调整。今年开工了大量铁、公、机建设项目,明年这些项目建设会继续进行,后续投资也需要继续跟上,明年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不会小。今年新增银行贷款有望达到10万亿,明年新增贷款规模肯定会大大小于这个数字,但是应该会高于正常年份。信贷投放的重点也会有所改变,大型企业并购、小企业、三农和扩大消费仍然会是贷款支持方向,预计房地产开发贷款会有所收缩。明年国家重点项目和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不会变。同时在区域方面,还会加大对环渤海地区、中西部基础建设、以及二线城市的支持,产业方面,未来较长时间,将加大对新兴市场、新兴行业以及对中小企业的倾斜。

第三,抑制产能过剩、坚持节能减排。国家已经制订了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了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自主创新等一系列推动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九月份出台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可以得知,目前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但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除了传统产业如钢铁、水泥等仍然问题严重以外,新兴行业如风电、多晶硅等有重复建设倾向。经济刺激政策导致一些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继续扩大产能。未来要加强对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发展的指导。明年有望出台抑制产能过剩的具体政策,同时继续实施节能减排。近几年把节能减排作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取得明显成效。根据发改委统计,2009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在一季度下降2.89%的基础上,累计下降3.35%,降幅同比提高0.4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降低11.35%;预计上半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5%,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下降2%。政策上来看,国家从2008年底到今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节能减排,例如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节能产品,政策实施以来效果显著,高效节能产品销售比重大幅上升;又如,在北京、上海、重庆等13个城市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试点等等。预计明年这些政策将继续执行,这必将有力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

第四,“北上-西进-中转”区域经济战略继续执行。自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迈上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并形成了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四大板块”,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八大经济圈”。2009年更是连续出台区域经济规划,《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以及《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相继获得国务院批复。国家的区域经济规划已做到全国布局,区域改革进入到一个深化阶段,各地经济将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将更加多极化,中原、西北也有望成为区域经济规划的重点。

第五,化解出口导向型战略目前面临的困局。“南突、西联、北和、东通”,坚持平等外交、求同存异的原则,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谋求与东南亚联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启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经济联系;保持与俄罗斯睦邻友好关系和经济交往;加强与韩国、日本等国的沟通与贸易往来。利用国际经济的比较优势,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利用有限的资源谋取最大的经济收益。

证券时报记者:我们看到,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贫富差距拉大、地区经济不平衡是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可以预见明年或者未来一段时间,政府会对症下药,这些经济政策应该能够缓解当前面临的经济矛盾。但是,正如你们前面讲到中国宏观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难以为继、资源“官本位”控制让居民掌握的经济资源不足,无力消费,经济无法实现稳固而快速的发展。明年的这些经济政策能够解决宏观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吗?能够让中国经济从此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吗?

李会民:如果这些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效果,我想还是会对中国经济良性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如果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抑制产能过剩、节能减排演变成了“国进民退”的大戏,那就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样,资源会更加集中到政府手中,居民掌握的资源更少,刺激消费只会变成美好的愿望。资源配置不合理、企业运行的效率降低,将会积累更多矛盾。最后变成出口不振、内需不足,陷入日本式的经济泥潭,整个经济无法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不过我相信我们政府的智慧,也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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